作者:庄济华
解放前的遂宁市是“专区”所在地,是川中要冲,也是渝绵路中心,还是成广路(成都—南充—广安—万县)的必经之处,因而文化交流也五光十色,令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当年笔者求学、工作(教书为主)就躬逢其盛。
那时,有不少人为了弥补生活,看点“赠报”,都爱向国内报刊投稿,写些小通讯、小杂文之类,可以练练文笔。但那时搞这事是很有风险的,弄不好会“挨黑打”,这就只好听“老手”的劝告,称之为“三不惹”:一是不惹“军特”,二是不惹“哥老”,三是不惹“地痞”。有几位“老兄”就为此遭殃,莫名其妙挨闷棍,莫名其妙被推下渠河。
因此“同仁们”(指搞新闻的)也采取了“对策”,称之为“隔河抱蛋”:即发稿件不在遂宁,而是托“同行”在绵阳或简阳去发。当时报社同仁都有个规矩,“稿件不留底”,使暴光的文稿无从查找。
下面所记录的零星事件,算是一鳞半爪,只不过作一个抛砖引玉而已。
一、解放前国统区的党派社会背景扫描
当年四川有两个奇特而复杂的县分:江津与遂宁,只要是中国有的及出现过的党派、社会帮会,都会拥有。例如青帮、红帮(袍哥)以及什么党派应有尽有,而且都有其中首面人物。
国民党政学系的陈伯良,青年党的有周治方(《新中国日报》主笔)、国民党军统蒋述法,民进党的王子野、李容,有意思的是被鲁迅骂过的杨都人也在遂宁蓬溪教书。
青帮头:是个瘸子。何××有精细修表技术,他会很多的“手势”与“暗语”,什么“左三右四”、“堂口师杂”之类,他们与汽车司机有密切关系,凭“手势”可以坐“黄包车”,还会受到招待。
帮头头有两类:“清水袍哥”成员都是地主阶级的首面人物,而且都与反动军官关系密切。“浑水袍哥”成员很复杂,土匪、偷儿、打手都在行。国民党官员庇护他们,他们也为之效劳。最有名的袍哥庄映奎,他们势力范围:上起中坝(江油会),下至重庆,只要拿他的名片可以畅通无阻,还可受到热情的招待。
二、军阀杨森的“家臣”申庸高
申庸高,蓬溪上河街人士,当年开了个茶旅店叫“上品店”,专门接待地方名流与豪绅。他的发妻向氏,有些疯扯扯的,即俗称“懂瓜儿”之类,传说养了条母猪,在家内乱拱,拱出了不少“银元宝”,从而发了“混来财”。实际上他是给杨森当“家臣”每月向杨森的小老婆俸银中搞的钱。杨森小老婆是出了名的,数量之多他本人也搞不清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,杨森去攻打武汉的北伐军,惨败回四川,由重庆、南充到蓬溪过道去成都,把申庸高吓了一跳,因申乘机卷了大笔的军款和私款,他便在蓬溪上河街的“校场坝”(现前巷子县农科所处),“负荆请罪”,同时把城内餐馆包了下来,将饭菜摆了出来,杨森当时又倦又饿,部队官兵也又倦又饿,当然出来说人情,打园场,不仅这些前嫌不了了之,而且还对申某大力赞许。
三、“票选”与“竞选”的三党混战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国民政权搞了个所谓“三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竞选”,所谓三党指国民党、青年党、民社党。其中国民党包括了“三青团”。遂宁的三青团头头贺伯光为了拉票在大北街开了个餐厅,凭“请帖”可以免费去“打牙祭”,因而贺本人便得了“贺馆子”的美名。
民社党在蓬溪城区及板桥乡有势力,头头是李容,又名李尚智;青年党的头头叫张临高,基地在铜保寺(即星光区),对手是漆朋永,国民党党员,当县教育督学。
这几个党派为了显示力量,曾动员其成员千多人到蓬溪县城安营扎寨,为了以武力为后盾,请来了射洪县头匪薄杰到城内驻在“陶然居”内,当时有“劣绅陶然居,脏官话雨室”的说法(陶然居与话雨室都是城内两个茶旅馆的名称)。
如此,社会上相应成立了不少小团体,什么“方生社”“利群社”之类。其中形形色色,很难弄清其政治背景,这些组织还闹到1949年底解放时才声消迹灭。
四、武术界的“教把”争霸
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出现过“武术救国”的小运动,从三台到遂宁、蓬溪都是练武团体。遂宁以天上宫(当时在城内)为基地,三台以东街为基地,蓬溪以白塔寺为基地。据笔者记忆所及,其中以蓬溪与三台为最,真真实实的摆过擂台打过擂。
三台的教头姓敬,双河乡人士,摆擂台是在东街,打擂前还要签生死文书,说明擂台比武中生死伤残互不追责。蓬溪的另外教头(当时称“教把”)有喻家的父子,却未正式摆过擂,只作表演而已。遂宁的比武,因当时的专员程厚厚(后是民革成员,当过北京市民政局局长),公开不支持,怕闹出人命来不好处理,只在天上宫(亦名天后宫)作过表演而已。